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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减税,中美命运对决时刻加速到来?

2017-12-03 北山浮生 北山浮生谈古论今

北京时间12月2日下午3点左右,特朗普的税改方案获得了美国参议院的通过。这是特朗普执政将近一年来,获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这是美国31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公司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税改还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在为中产阶级减负方面,个税标准扣除额几乎翻倍。个税从七档减至四档,分别为12%、25%、35%和39.6%。


根据特朗普的减税方案,未来10年将减免税收大约1.4万亿美元。特朗普希望,通过减税做大经济蛋糕,通过“涓滴效应”使得下层人民收益。


 上图: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推文,感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及参议院临时议长哈奇在税改法案投票期间的工作,并表示期待在圣诞节前签署最终版法案。


所谓“涓滴效应”起源于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在经济大萧条时说过的一句话:“把钱都给上层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money was all appropriated for the top in hopes that it would trickle down to the needy)(罗杰斯的本意是一种讽刺)


其实这句话和中国人所熟悉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意思差不多。


那么,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是否能成功呢?让我们放到历史中去考察。


在上一篇《“塔西佗困境”与大变革时代》中提到一个重要观点: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台阶期,由于早期资本的稀缺性,每一次为了跨越台阶,都需要用强力手段将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由这些人来突破技术台阶,人类历史上两次重大跨越——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这样实现的。在突破台阶之后,由于竞争机制的作用,技术不断扩散,使得人类社会整体受益。



在这样一个较长的宏观尺度下,“涓滴效应”或者说“先富带动后富”是存在的。


但是,在未能突破技术平台的情况下,或者在短期内,先富带动后富的效应微乎其微,甚至先富者会用尽种种办法防止后富者赶上来。人类社会由于贫富高度分化,最终会导致崩溃洗牌。


在两千年前,中国与罗马几乎同时碰上了农业时代的瓶颈,但是此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罗马虽然建立帝制,但是始终不能建立稳定的政治平衡(主因在于金融方面的缺陷引发的国内矛盾累积过快,详见“金融看世界”系列的文章),崩溃之后一去不复返;中国通过建立信用货币刺激生产发展,推动对外贸易等方式增加财源,建立帝制抑制豪强提升平民地位,多管齐下,减缓了贫富差距形成的速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罗马稳定得多的统治秩序,并成为农业时代的大赢家。


中国这个赢家其实也是相对而言。两千年的帝制时期,真正做到大权在握,实现中央集权的皇帝屈指可数,大多数皇帝不是被架空,就是成为权贵的傀儡。皇帝长期被架空后,权贵势力无人压制导致恶性膨胀,这个朝代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唯有清朝,皇帝未被长期架空,实现了最为稳定的统治秩序,却是依靠恐怖的文字狱和思想禁锢来压制,彻底摧毁了社会的活力。


工业革命的爆发,实际上是在更高的层面上,重现了农业革命的故事:原有的财富天花板被打破,在新一轮造富狂潮之下,田地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开始疯狂追逐工业原料、金融资本和市场占有,其中又以金融资本为核心。


由于早期资本的稀缺性,又一次需要用强力手段将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上,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发工业国的对内压迫极为残酷,形成工业贵族和工业奴隶的尖锐对立;对外抢占殖民地,压榨殖民地人民。后发国家除了拼命用各种手段学习先进技术之外,也要营造更加公平的国内环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人口素质,用人的因素来弥补物质财富的劣势,来实现弯道超车。


19世纪英国工厂的童工


不同的是,农业时代的发展天花板很低,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武力差距不大,通过战争赶超成为常态;而工业时代发展天花板很高,而且通过技术进步可以不断打破天花板,交通和通讯手段的进步使得海外市场扩张变得很容易,地球的尺度在缩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成为胜利一方也不能承受的沉重负担。


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生产方式虽然已经进入工业时代,但是政治思想还停留在农业时代的产物。人类研发出足以毁灭自身的核武器,实现了恐怖平衡,围绕着军事暴力的国与国竞争终于暂告一个段落。



人类在核平衡造成的冷战时期,才渐渐学会工业时代的竞争方式:用贸易战、金融战等非战争手段树立本方优势,打击对手。而其中的根本,是将本国建设为经济、文化、资本、技术的高地,使得全世界的人才、资本聚集到自己的一方,让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自己的文化,这样就可以不战而胜。


这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背后的逻辑。



于是,二战之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掀起了全方位的比拼:提高底层人民福利,普及教育,发放普选权,缩小贫富差距,总之,要使得国内变得越来越平等。没想到,由于工人工资上升,增进了消费力,使得市场容量极大扩充,不仅没有影响生产发展,反而迎来了一波发展高峰期。


七十年代,全世界经济再次遇到了阶段性瓶颈,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遭遇到极大的经济困难,国内矛盾尖锐。


1981年上台的里根政府在美国国内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大规模减税、削减政府职能,放松经济管制以及金融监督作用,里根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其理论依据是奥地利裔英籍经济学家哈耶克等人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此,被欧美奉为圭臬几十年的“凯恩斯主义”走下神坛,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显学”。


特朗普最崇拜的人就是里根,他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里根当年用过的口号,他的减税方案实际上就是复制里根政府的方案。



在里根政府任上,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因此“里根经济学”被许多经济学家高唱赞歌,誉为“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里根经济学真得取得了成功吗?


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实际上,美国经济的祸根正是里根时代种下的。


在里根之前,美国是一个以制造业为核心的正常经济体,美国是当时的头号制造业大国和强国,依靠美国生产的工业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维持美国的经济地位。


里根经济学三板斧:减税、放松监管和收紧银根,同时大幅增加军事开支以及借入外债,从此美国走上了扩大财政赤字提振经济的道路,美国从头号债权国变为债务国,这就如同一个人通过刷信用卡来提高生活水平一样,完全是饮鸩止渴。


放松监管导致金融资本在国内肆虐,里根复兴计划又导致大量优质公司估值偏低,于是出现了很多类似股神小燕子杠杆收购优质企业,包装一番后卖出牟利的案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美国国内的大量工业资本出走海外,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正在大搞改革开放,对外资如饥似渴的中国所吸纳。


“里根经济学”实际对工业经济直接作用有限,反而推动了去工业化、金融寄生化以及大规模信用扩张。所述信用扩张包括:大量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以及鼓励个人信贷(信用卡、助学贷款等等)使得个人的有效消费能力得到放大,即所谓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美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从此稳步下降,成为经常性的逆差国。


从此之后,美国不再依靠主要工业化力量来发展经济,而是走上了依靠美元体系全球吸血的金融寄生之路:


依靠政府赤字以及个人信贷维持“美国梦”,吸引全球精英人才;当危机来临时,在国外制造动乱,在国内释放科技概念炒高股市,并且树立强势美元形象,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避险,从而使得美国度过危机;度过危机后,再利用弱势美元收取铸币税,稀释财政赤字。


自里根政府之后,美国强大的基石不再是强大的工业体系,而是:美元、高科技公司以及强大的军工复合体,其中,美元是核心,高科技公司是强势美元的基础,没有高科技公司,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会遭到质疑,美元就变成了空中楼阁;而军工复合体是在国外制造动乱以及使美国本土保持安全的力量,是美元回流的重要驱动。至此,美国进入了“美元、高科技公司以及军工复合体的三位一体时代”。


里根经济学是如何成功的呢?


首先,依靠85年“广场协议”之后从日本吸血,以及吸收90年苏联解体后释放的大量红利摆脱了经济停滞。


其次,里根的政策使得美国的金融资本大量集中,涌向互联网技术研发领域,终于突破了技术屏障,触发了互联网革命。


归根结底,就是金融吸血与赌科技革命两条路。


这明显是剑走偏锋的邪派武功“吸星大法”,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的。


新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掩盖了金融自由化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美国贫富分化虽然在不断发展,中国的廉价产品抚平了美国中下层人民收入停滞甚至下降的痛苦。


时钟终于走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撕碎了所有浮华表象,铁锈带蔓延,昔日的中产阶级陷入困境,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不过是将金字塔底抛到国外后形成的假象。支撑美国霸主地位的制造业已成明日黄花,美国早已不再是债权国,而是变成了20万亿美元债务的头号债务国。


特朗普希望通过复制里根的政策,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并不是使得制造业复兴,而是在虚火升腾的美国身上再加一剂强力兴奋剂,这就是压上美国的国运,做孤注一掷的惊天豪赌:


第一:金融吸血,最佳对象当然是中国,如果中国能像前苏联一样自乱阵脚自废武功,那当然是最好。


第二:豪赌科技革命,如果人工智能、新能源方面能取得重大突破,当然就是完美复制里根的道路。


金融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金融是一种可与海权、陆权相提并论的战略权力。金融权是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谁掌握了金融权,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金融战已渗透到所有国家的所有方面、所有层面。资金流动的持续延伸,通讯信息的不断扩张,金融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可见,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同时,任何国家发展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国家安全、军事战争均与金融息息相关。金融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活跃的因素,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全球化了。金融已成为一国举足轻重、风险日大、危机频仍、最关键、最敏感和最脆弱的领域。


可以断定,中美之间必有一场宿命对决,战场必将是在金融领域。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严峻考验,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成人礼!


中国一系列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风险,就是“高筑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签订越来越多的双边贸易协定,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就是“广积粮”;中国不求打劫他国,但求不被美国打劫,同时稳步推进自己的战略,就是“缓称王”。


美国邪派吸星大法遇上了中国正派的九阳神功,金融吸血遇到了空前的阻碍。


如果打劫不成,美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豪赌科技革命了……


科技革命肯定会出现的,但是美国等得了吗?到底是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之后才能取得突破呢?


退一万步讲,就算两三年内取得了科技突破,迎来了新的一波造富狂潮。但是这与那些将特朗普送上宝座的那些红脖子,那些生活在铁锈区的绝望的前中产阶级,那些被全球化贸易损害利益的人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而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吧……


于是,一个声音必将响彻耳边:所谓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我们要平等!



看看民粹主义抬头的当今世界,“强人政治”的趋势正在蔓延。


民粹主义抬头,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扩展到全球,而下一次技术革命又迟迟不来,新的财富创造不出,生产力遇上了阶段性瓶颈,社会贫富必然分化,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尖锐成为必然。


人民希望有一个强人站出来,把资本关进笼子。


这就意味着金融贵族们的自由受限,特权缩水,割肉分给劳苦大众,他们肯定是不情不愿的。能限制这帮权势熏天的权贵们,只有权力极大的元首皇帝了。


“塔西佗困境”,这个时隔两千年的梦魇,又回到人们面前。


我们当今的世界,和塔西佗身处的时代具有太多相似之处,今天人们的困惑,两千年前的塔西佗早已经历过。


特别是美国,其建国与发展的历程与罗马极为相似,美国上层社会的主流思想认识还是新自由主义,这是金融贵族黄金时代阶段的主流思潮,与当年塔西佗所顽固秉持的土地贵族黄金时代的主流思潮异曲同工。


然而美国社会进入金字塔结构,又会必然导致美国从共和制变成帝制。



人民需要凯撒,但是贵族们却怕得要死,而且贵族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反专制独裁!我们要自由!


特朗普的支持者希望他能带来平等,因此引起了金融贵族们的恐慌,已经有人把特朗普看作凯撒,一场名为《凯撒大帝》的舞台剧,显然在影射刺杀特朗普的场景。


这一切,都和塔西佗时代,罗马贵族的想法不谋而合。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仍然是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狂奔,与重振制造业南辕北辙。我相信,他是被长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育洗脑了,就如同晚明的士大夫被儒家学说洗脑,出台的救市措施反而是火上浇油一样。


减税政策之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分化的速度会进一步加速,社会的财富结构的金字塔化加速到来。只要科技革命不发生,美国进入帝制就是必然的,杀了一个凯撒还会出来屋大维,就算屋大维不称帝,也会有后人称帝(或元首),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重新稳定,而不会陷入长久的动荡不安之中。


历史无数次证明,稳定才是社会的第一需求,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才能谋求发展。为了实现稳定,人们不惜牺牲其他方面的次要利益。至于牺牲多少,关键在于之前的动荡环境危害有多大了。


欧美国家的政治文化,始终没有搞定在经济停滞环境下,如何实现内部稳定,看起来,他们补课的时间到了。


中国已经在帝制中走了两千年,探索了足够多的经验,实在没必要重新经历,而且从目前的形势看,一切都对中国有利。


中国目前最大的优势其实是进入工业社会较晚,还处于上升期。中国具有最为全面的生产体系,并且主要占据中低端。


中国的策略是:继续保持和深化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利用中低端产品开拓第三世界市场;不断上攻高端市场,抢占发达国家的蛋糕;建设一带一路,开发海洋国家未能深入的欧亚非大陆腹地;靠这三条法宝,并且做好金融防御,只要不在金融战争中遭受致命打击,至少能撑得比所有竞争对手都要久,这就相当于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如同两千年前的那场楚汉争霸,项羽百战百胜又能怎样,只要一败就无可挽回。




至于未来如何发展?


在农业时代,中国是生产力之王者,依靠先进的生产力和富裕的生活方式,就引发四夷宾服、远人来朝。近代中国被打蒙了,那是因为中国和外面存在代差。如今大家都是工业时代玩家,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如果能得到改造,适应工业时代的需求,重回世界之巅那是理所当然的。


再往后?


那就只有永远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向着星辰大海进军了。



本文为本人原创,首发于民银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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